《史记》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配资伐，如同一幅跨越三千年的历史长卷，从黄帝时代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，规模宏大令人叹服。但司马迁生活的年代距离夏商周已相当遥远配资伐配资伐，他又是如何获取这些上古时期的历史资料的呢？
要了解这个问题，我们得先看看司马迁当时能接触到哪些史料。秦朝的焚书坑儒和随后的战乱，让大量古籍毁于一旦，司马迁能参考的文献实在有限。细心的读者会发现，《史记》中不同时期的记载风格迥异：《夏本纪》以记言为主，春秋部分充满春秋笔法，战国篇章则多见夸张之辞。这种差异其实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——司马迁的很多记载都是对前人著作的引用和改编。 上古时期的史料多记载君王贵族的言行，《尚书》《国语》《逸周书》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。比如《五帝本纪》的内容主要来自《尚书》的《尧典》《舜典》，这些文献将上古帝王理想化，成为儒家推崇的典范。因此《史记》中的尧舜形象近乎完美，禅让制也被描绘成和平的权力交接。但另一部幸存的史书《竹书纪年》却揭示了权力斗争的另一面，这种记载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。实际上，禅让制更像是部落联盟推选军事首领的制度，到尧舜时期已名存实亡，最终被世袭制取代。 《夏本纪》大部分内容引自《尚书》的《皋陶谟》《益稷》等篇，只有末尾的夏王世系最具史料意义。《殷本纪》则主要参考《汤誓》《盘庚》，但补充了不少商朝史料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司马迁记载的商王世系曾被质疑，直到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才证实其准确性，仅与《竹书纪年》有两处出入。 春秋战国部分的史料来源更为丰富。《周本纪》大量取材《国语》但自成体系；春秋史料多来自《左传》，经过司马迁的重新编排和语言加工；战国部分则主要依据民间流传的《战国策》文稿（该书到西汉末年才由刘向整理成书）。不过要注意，《战国策》本质是纵横家的游说记录，其中夸张成分较多。比如《史记》中苏秦的活动时间和范围就明显失实，战国时期的兵力数字也常被夸大。 从秦朝开始的部分，包括本纪、世家、列传等，则基本是司马父子根据官方档案独立创作的。这些篇章文学性显著增强，对历史场景的描写栩栩如生。比如项羽在鸿门宴上的表现、霸王别姬的悲情、乌江自刎的壮烈，都仿佛亲历者记录一般生动。这些细节可能来自司马迁的民间走访和对当事人后代的采访。 遗憾的是，《史记》中关于汉武帝的原始记载已经失传，现存《武帝本纪》是从《封禅书》中摘录的。有学者认为，这可能是因为司马迁如实记录了汉武帝的某些不当行为，导致原稿被销毁。总的来说，《史记》是一部划时代的史学巨著，为研究先秦至汉代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，其人物形象塑造和叙事手法对后世影响深远。但我们在阅读时也要保持清醒：既要欣赏其文学价值，也要注意辨别史料真伪。建议读者可以结合《竹书纪年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等典籍相互印证配资伐，这样才能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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